人民币升值是一种主权货币的汇率市场决定问题。这是一种国际双边或多边的货币定价与换算。

　　升值的理性依据有：

　　第一，人民币核算下的国际交易，最初主要是可贸易品，后来必然传递到非贸易品的其他资产与财富的国际比价。在中美、中欧，甚至中国几乎一切对外经贸的产品输出中，中国超强的国际竞价均是3倍乃至数十倍的低价差位，这代表着人民币及其资产具有巨大的国际上调空间；

　　第二，美元近年来动态的大幅度贬值；

　　第三，欧元的显著升值和以美元清算的几近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资源产品等的大幅涨价；

　　第四，人民币由历史的贬值而走向历史的升值这样的财富战略转变，显示了人民币在全球资产中巨大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国际动态比价和财富实力及预期增长力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将通过中国的金融与资本崛起，带动和强化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并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内需不足、发展方式粗放等一系列中国经济的“瓶颈”问题。

　　尽管的确不存在一价定律的国际经济完全实现机制，汇率变化中的多恩布什的超调模型更显示出其过度调整或过度反弹，但人民币最终的上涨空间和均衡价位，必然是国际资产、国际贸易和

　　因此，人民币升值应成为国家金融发展战略，而非应对贸易顺差和解决外部经济不均衡的简单手段。

　　前所未有的财富战略机缘

　　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货币定值低位不仅仅会导致贸易品方面的国际损失或国际财富流失，而且会连带一切主权货币币值下的资产与资本的国际低估。这是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下的新国际金融与经济现象。因此，人民币升值的最大误区是认定人民币市场波动，仅仅是消减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而降低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币值或定价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储备资产保值对冲和未来国际经济获取以及整个中国国民财富之间权衡利弊，中国对外经营特别是贸易条件优化，对外经贸的可持续性发展，国民财富合宜国际比照所隐含和要求的国际货币定价和进行国际货币博弈的战略前导。

　　而依靠贬值货币促进出口，并通过外向型经济带动经济增长的古老正统国际经济学原则，早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了。

　　在技术水平、管理层次、经济结构相近，尤其是资产与资本国际价格相近或再加上有选择的开放与赶超战略等条件下，例如战后的日本所采用的那种依靠贬值货币以刺激出口的方式是有效的。

　　而像美国当前所作的那样，试图以贬值美元促进出口，从而平衡其经常项目庞大逆差则基本上是无效的(尽管其出口确实遵循了国际经济学中的J曲线路径)。因为贬值可能促进的出口增长同美国巨大的进口缺口根本就极不对称，因而只能是杯水车薪。